（韩国电影《82年生的金智英》剧照）

李星星（化名）疑被鲍某明“培育式”长期性侵案，第一时间让人想到的是韩国电影《熔炉》或者它的中国版本《嘉年华》，权力关系下丑恶成人对未成年人的剥削与灭声，这点毋庸置疑。

但要是现实像两部电影那样黑白分明就好了，李星星案的困难之处，恰在于施害者比《熔炉》里的校长们和《嘉年华》的商会会长们更为小心，他把性侵与恋爱的界线模糊化，把未成年与成年的法定界线却踩得恰到好处；而且他掌有大量“证据”说明他对她有恩，她是“恩将仇报”。

对不起，越是这样，这个案例越恐怖。

其实更有可比性的电影，是《82年生的金智英》。你没有看错，拥有郑大贤那样的孔刘式高颜值好老公的金智英，与李星星却有着某些本质性的共同境遇，这也是东亚社会里许多女性的共同境遇，唯其丝丝入扣，如温水煮蛙，让所有人都无从挣扎。

《82年生的金智英》的叛逆意义远远大于此前《熔炉》和“逆权”系列作品，因为它质问的是渗透到日常每一个细节的、一半人口所遭遇的伤害。平庸之恶围绕在她们身边无所不在。

首先是一个洗脑式男性社会，郑大贤身边的同事、甚至金智英的父亲就是其代表，而鲍某明则是这样一个社会的现实化、精英式的集中呈现。

鲍的“禁室培育”（或者按中国古代更恶心的说法说：“养瘦马”）非常成功，他一个人就可以承担起《82年生的金智英》里一个社会的共犯。从他自己提供给媒体的电话录音里，李星星非常自然地说出“你可以重新再教养一个”还有“我知道要是现在我在你面前的话，你估计打我一顿了”就可以推断出，两人的关系绝非恋爱，而是典型“调教”式的畸形不平等的性关系，而且李星星在两人通话中自然使用“教养”这一动词，可以看出她在他面前被抹杀了反思的可能。

郑大贤的同事等韩国当代男性，基本仍是男权社会的既得利益者，即使金智英的对她有内疚之情的弟弟，也难以从共业中脱身，郑大贤本人也没法。

郑大贤在金智英希望复出职场的时候，他咬牙许下了他要请育婴假代替金智英在家带孩子的壮语。然而不敌其母的压力，也抵不过韩国职场对“这样无能男子”的敌视，当金智英“主动”放弃复出愿望的时候，我们都能看到，郑大贤如释重负。

这样一个丈夫真的那么尊重她吗？在接到家庭催生压力之后，郑大贤皱着眉头哀求金智英生一个，哀求不能之后就发动身体攻势，欢叫着“我们造一个人，造一个人”钻进被窝，令金智英无可抗拒地怀孕了。这跟婚内强奸又有什么两样呢？

在李星星的描述中，鲍某明扮演够一个父亲角色之后，会突然扮成奶声奶气叫李星星“妈妈”。这一细节，足以成为整个巨（男）婴社会的缩影，他不是在她身上寻找慰籍，而是要享受婴儿对母亲可以肆意索求的隐形权力。

其次是双方的父母，包括鲍某明的姐姐（曾对媒体表露李星星与其母曾去鲍的老家见过鲍父母）。李星星说她们是去鲍的老家要说法，鲍爷爷奶奶都说鲍自小就开放，鲍母亲还问都这样了要不要嫁给他。

据说是高级知识分子的鲍父母，思路跟薛蟠他妈一个德行，在她们眼中不存在十四岁跟二十岁的分别，都是她们儿子经手的一个泄欲对象而已，问你是否愿意嫁已经是天大的恩赐——就跟鲍丝毫没觉得自己剥削了李，反而责怪李没有知恩图报一样。

这是一个李家那个阶层无法想象的思路。李星星的母亲把李送给鲍“收养”，不可能没有想到鲍会打李的主意，她没想到的是鲍给予李的身心摧残所到达的限度。她预设了一个给自己的托词，那就是最起码星星能够跟着一个上等人改变命运，而最后命运张开它赤裸裸的大口时，幸好她没有背弃女儿。

金智英的母亲就是一个更无力的金智英，是那部电影的影子主角。她牺牲学业，供养弟弟们读书，这一切不是电影卖惨套路，几年前还在中国媒体上见到把这样的姐姐竖为榜样的。

（韩国电影《82年生的金智英》剧照）

她感觉到金智英受婆家欺负的时候，并没有真的为她挺身而出，所以才有了电影里第一个惹人泪下的金智英独白——她在婆家忙碌的时候，突然母亲“附身”，说出了她期待母亲为她说的话：

“唉，亲家母，其实我家智英每逢过节都忙到快生病了！”

“郑女婿！你也是这样，每逢过节就一直待在釜山，来我们家却待一下子丶拍拍屁股就走了。”

“只有你们家才是一家人吗？我们也有自己的家人啊，智英三姊弟除了过年过节，平常连见一面都很困难。既然你家女儿能回娘家，那么也恳请放我们智英回家吧！”

郑大贤的母亲一家听了这番话无动于衷，郑大贤背地里向家人解释是妻子得了精神病，于是就有了郑大贤的母亲送韩药给金智英的一幕。金智英一度感动涕零，但残酷的真相是郑母担心金智英重返职场而其子失去一家之主的地位。

财新苑记者的朋友圈有一个词倒是说对了，这是一个“旧社会”的事。

平庸之恶的极致表现在，金智英在咖啡馆里遇到叫她“妈虫”的那种毫无关系的男人，就跟李星星事件中那些认为李星星不过是一个勒索有钱人的雏妓的人是一样的。

当金智英好不容易有机会带着睡着的女儿去咖啡店喝一杯咖啡时，却被邻桌的男人莫名其妙地恶意称呼“妈虫”——韩国的网络语言，表示那些全职带孩子的妈妈，整天无所事事，拿着丈夫的钱四处挥霍——这是男权社会对女性使用贬抑性命名以维持对后者的压迫的常见手段。

在李星星案的外部舆论中，也不乏这种恶意满满的声音，重则说李企图勒索鲍一个亿不果而翻脸的，轻则说李星星牺牲青春改变命运不是挺划得来的吗？也有说未成年人善变不足信，受害人变加害人等等的“理中客”……凡此种种，都是压倒金智英的最后一根稻草，她就是在咖啡馆遭遇污名辱骂之后情绪崩溃的。

（韩国电影《82年生的金智英》剧照）

《82年生的金智英》的可贵之处就在于，把李星星她们经历的残酷生命下放到我们身上，82年生的金智英也可能是依然处于男权社会中的任何一个女性，而李星星是这种近乎“天然”的权力架构中一个更悬殊的受害者而已。

从李星星现在坚决的反击看来，让人欣慰的是她最起码摆脱了鲍的洗脑，尝试否认权力的“天然性”，如此多并没有遭遇她这种极端境遇的普通中国女性对她产生强烈的同理心，不是没有原因的。

原因就是，这个社会以养父和丈夫的名义，每天在我们身上巧夺豪取。

（廖伟棠，香港诗人、作家、摄影家。现任教于台北艺术大学，2020年新作《异托邦指南/诗与歌卷：暴雨反对》）

图片来源：电影剧照